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高超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的结晶,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
1949年1月31日,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25万军队,在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率领下,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的条件,从而结束了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古老的北平终于回到人民手中。50年过去了,追昔抚今,我们无不为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人们感到由衷的钦佩,并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兵临平津城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至1948年秋,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从根本上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战争已经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军事方面,国民党分布在第一线的正规军共170万人(总兵力约360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5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战斗力也大大减弱;政治方面,在各阶层人民迅速觉醒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暗中活动准备投向人民,蒋介石集团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大多数工厂不能开工,广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与国民党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双方总兵力之比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3.4上长为1:1.3。解放军第一线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解放区人口达1.68亿,约1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支持战争的力量得到加强。
在中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决战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为,如果傅作义指挥的军队固守平、津、张而不准备南逃,蒋介石就无法组成江南防线,从而可以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因此,一定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战机,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傅作义集团占据着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的狭长地带,武器装备先进,总兵力达52万多人。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隐蔽迅速的行动,避开山海关,取道热河,进军华北。从12月初开始,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部队在十余天内分别完成了扫清北平外围的解放任务。12月13日,东北、华北野战军在平郊胜利会师,对北平形成了合围之势。
平津战役初期,中央军委采取了由西向东、逐点分隔包围的作战方针,并将华北解放军主力和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集中用于平绥线,截断了傅作义集团西退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入关进抵天津地区后,完成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予以各个击破的预定部署。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2月中旬,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点上。
1948年12月22日,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在撤退途中被华北军区部队歼灭于新保安。当晚,张家口守军得知第三十五军被歼,立即向张北撤退。华北、东北、北岳、察蒙等人民解放军部队进行大规模围歼。至12月24日下午,国民党军团第十一兵团5.4万多人全部被歼灭,张家口解放,平津战役西线告捷。
张家口解放后,毛泽东指出:北平守军向西突围已经没有可能,但会合天津守军,沿津浦、平汉铁路南撤,塘沽守军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傅作义部队仍有相当实力,不愿接受解放军和平解决的条件。为进一步孤立北平守军,完全断绝其南撤之路,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军发起总攻。东北野战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方针,经过29个小时激战,合围的解放军攻城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活捉天津国民党军中将警备司令陈长捷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天津宣告解放。
平津战役期间,东北、华北解放区人民以人力、物力踊跃支前,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共动员民工260余万人,组织担架2万3千余副,转运伤员14000余名,动员大车61万余辆,牲畜20余万头,供应前线粮食14亿多公斤。因此,平津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开启和平之门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了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指明了方向。随着战局的变化,北平地下党加强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同时策动一部分国民党军准备单独起义。广大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也在多方奔走,争取北平免于战祸。张家口和天津的迅速解放使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傅作义集团所余25万人孤守北平,面临着继续顽抗与接受和平的最后抉择。
早在1946年9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下设学生、工人、铁路、平民、文化五个工作委员会。不久市委撤消,五个委员会直接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此外,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冀中区党委、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中共中央社会部、解放军敌工部等系统,也先后在北平建立了党组织,或派遣地下工作人员,开展革命斗争。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北平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发动广大学生和群众,积极开展“护厂护校”等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地下党员已达3376人,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成员达5000余人。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形势变化,为使和平早日实现,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可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包括傅的长女、天津《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傅冬菊,傅的心腹、高级幕僚刘厚同和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等人出面做傅的工作。与此同时,地下党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了许多国民党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如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傅作义的铁甲总队第一大队长于维哲等伺机起义或配合解放军行动。
北平的和平谈判早在1948年12月就已经开始了。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初步形成合围之际,傅作义深感局势危急,遂派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携带电台和报务员出北平城,声称要去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被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截留。12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崔、李在冀东解放区蓟县八里庄洽谈。12月19日,刘亚楼会见崔、李,刘亚楼向他们阐明解放军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而此时傅作义的意图是希望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塘、张一线的和平解决。他还要求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放回三十五军。因双方分歧甚大,谈判未果。
通过第一次接触,双方对对方的要求和意图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下一步谈判奠定了基础。新保安、张家口解放之际,1948年12月23日,傅作义致电毛泽东,大意是不再坚持保留军队,本人亦无政治企图,暂维现状,停止军事行动,具体细节协商解决。这就为第二次谈判打开了大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天津解放,北平完全陷于孤立。1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向傅作义送达关于北平和平解放办法的公函,迫使傅作义完全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
面对大势已去的军事形势,傅作义再次派出谈判代表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举行和平谈判,尽管谈判遭到了蒋介石的干扰破坏和国民党内部坚持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的重重阻挠,但最终还是就和平解放北平的基本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三次谈判傅作义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等四人,经过双方谈判代表的通力协作,协议终于在1949年1月19日正式达成,具体协议共18条。根据和平协议,傅作义部队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至1949年1月底,城内国民党军全部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改编部队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
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协议,傅作义的部队撤出北平接受改编,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产生了以后解决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的“北平方式”。“北平方式”与“天津方式”、“绥远方式”共同构成了解放战争后期处理国民党军队的三种不同方式,对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胜利属于人民
在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之前,中共北平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军管会已先后成立。1949年2月2日,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入城办公,并向全市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公告,北平市警备区也发布了成立公告。北平市军管会还与傅作义方面组成联合办事处,共同完成和平接管和改编任务。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为了稳定广大市民的情绪,使城内经济生活迅速摆脱战争的影响,为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明令公布“约法八章”,对稳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对旧政权机关、财经物资机构和文化机构的接管也在顺利进行。人民政权坚决镇压了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整顿金融、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等工作。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在1949年9月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称北京。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开国大典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首都北京,从此行进在逐步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上。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高超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的结晶,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的摧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语)的“北平方式”,这种方式为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提供了范例;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定都北京准备了条件,而且对北京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北平的和平解放,表明了以傅作义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深明大义,毅然弃暗投明,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其功绩将永存青史。